学习中共党史要讲究阅读方法，做到手脑并用。动手读书，主要包括批注法、摘录法和札记法3种方法。用脑读书，主要包括钩玄提要、细心揣摩和学而时习3种方法。手脑并用既有利于训练思维，养成一种独立思考的习惯，也有利于训练技能，养成一种独立写作的习惯。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收到“学以治之”“思以精之”“友以磨之”的功效，这是我们学习中共党史的一种理想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务求实效”的学习目标和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凸显了善读善学善思在党史学习中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对如何读书进行过深入讨论，他指出：“一方面，读书要用‘巧力’，读得巧，读得实，读得深，懂得取舍，注重思考，不做书呆子，不让有害信息填充我们的头脑；另一方面，也不能把读书看得太容易，不求甚解，囫囵吞枣，抓不住实质，把握不住精髓。”
就中共党史的学习而言，关键是要做到手脑并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目标。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思考在学习中的作用，把它作为“善读书”的最重要体现。
这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无论是看来的还是听来的，都只是零碎的记忆，算不得自己的东西。只有对它动一番手脚，或做批注，或做摘录，并按自己的思路整理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样的知识才算是自己的。
动手读书是实现善学善思的有效路径，根据功能不同，具体可分为批注、摘录、札记3种方法。
批注法。批注法是一种最为常见的读书方法，可以帮助人们对抗大脑的遗忘规律。朱熹说：“用力深，便见意味长；意味长，便受用牢固”，讲的就是类似的道理。
人们常用做记号和写批语来作批注，这也就成了批注法常用的两种形式。对于写成批语的批注而言，位置不同，称谓不同。例如，批在书头上的称作“眉批”，批在句子间的称作“夹批”，批在段落旁的称作“旁批”，批在段落后的称作“尾批”等。
批注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4种：一是“注解”。遇到难以理解的字词或概念，在弄清后，记在书的空白处。二是“纲要”。用概括性的语言，将文章的主旨要义写在书的空白处，方便把握文章脉络，在重新阅读时，做到一目了然。三是“评论”。将读书时产生的各种感想、见解或疑问随手记在书的空白处。如若不然，过后这些宝贵的思想火花就会踪迹不见，再难追寻。四是“警语”。对于发现的重要段落或主要论点着重标记出来，为日后重点阅读提供抓手。
在党史人物中，毛泽东所留下的批注在数量上可以说是相当惊人的。单是丰泽园的图书室里，就有13000多册图书被他批注过。至于在其他书籍上，毛泽东写过的批注就更加难以计算了。
一本《伦理学原理》，全书不过10万字，他却用工整的小楷在书的空白处写下了12000字的批语。一部《二十四史》，共3213卷，约4000万字，他不仅全部研读过，而且还在许多册上留下了大量的批注。
据胡绳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在与他谈到人口问题时，胡绳提到中国最早主张控制人口的是清朝乾隆年间一个叫洪亮吉的人，他比马尔萨斯还要早。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要胡绳把洪亮吉的文章找来看。胡绳向图书馆借了一套《洪北江文集》送去。
毛泽东读后，不仅在“有些文句旁边加了圈点，而且还改正了一个印错的字。本来是看谈人口的文章，毛主席连带将洪亮吉的传也看了”。后来，胡绳去旧书店买了一套同样的书，换下了毛泽东批注过的那一套，归还给了北京图书馆。
摘录法。人们常说，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抄书不如摘录。摘录法是一种深度阅读的方式。朱熹说：“读一句书，须体察这一句，我将来甚处用得”，就有这样一层考虑。
因此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可以在读完一本书后，马上把一些表述摘录下来，并在摘句之下，注明原书的书名、篇章、页码、出版时间等，以备应用时查考。这种摘抄工作实际上是读书的一种笨工夫，但是有学者却说，他读一生的书，只在这种最笨的工作中，“才得到一点受用”。
当前，互联网技术为材料的查找工作带来诸多方便，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替代摘录工作这个笨工夫。这是因为在大数据时代，一些虚假信息和错误知识，也常常会像细菌或病毒一样，从四面八方侵袭过来，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札记法。札记也叫随笔，它是在读书过程中，把自己的收获、感想、意见、质疑、评价和启发等，记录下来的一种笔记形式。
写札记，不仅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还要经过一番深入的思考，如若不然，像个思想懒汉，即便天天有笔记，也不会有心得；即便天天有问题，也不会有答案。那样的人只是“文抄公”，那样的笔记只是“流水账”，严格说来，不能叫读书札记。这也不是我们学习党史的目的所在。
札记法还有两大益处：一是训练思维能力，养成一种独立思考的习惯。长此以往，自然就形成了一种判断力，再读书时就不会是人云亦云。二是训练写作能力。长此以往，自然就形成了一种创作力，再写作时就不会是下笔凝滞了。有了这两种能力，对于一门学问，我们就不用再担心缺乏驾驭运用它的才干了。
读书是个精细活，所以要手脑并用，前文讲动手读书，未尝不用大脑，现在讲用脑读书，也未尝不动手脚，只是各有侧重罢了。不过相对于动手来说，用脑的利害关系更大。
鲁迅说：“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甚至于成为书厨”；“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现在看来，之所以会“读死书”，之所以会成为“书呆子”，都是读书没用脑的缘故，其结果自然是害人害己。下面谈一点用脑读书的方法。
钩玄提要。韩愈在《进学解》中说：“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也就是说，读书要“独观大意”“采其精英”，不要只拘泥于字义，这是用脑读书的第一要义。读易书如此，读难书也不例外。
当然，读书要真正做到钩玄提要，也绝非如此简单。朱熹说：“先一书费许多工夫，后则无许多矣。始初一书费十分工夫，后一书费八九分，后则费六七分，又后则费四五分矣。”
也就是说，从知道钩玄提要到做到钩玄提要，中间还需要通过大量的阅读实践，当下可以先从下面两个关键环节入手，进行尝试。
关注“序例”。这主要包括书的序言、凡例和后记。一般人读书有个坏习惯，以为读正文就行了，“序例”可以不看，这其实是个误区。
序言一般会讲明写书的纲领、目的。凡例是提示读者应该注意的地方。后记也叫题跋，在这里作者一般会交代写作经过，有时还会提出一些问题，引发读者思考。这都是我们把握全书要旨的关键所在。
除此之外，从一本书的“序例”里，还会得到一些额外的收获。比如，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题记中，就提出书写党史应遵守这样一个原则：“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
又比如，张静如在《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的绪论中指出，党史研究中有三大顽疾：“浅、窄、粗。浅者，研究中叙述多，分析少，理论性弱；窄者，研究领域狭小，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粗者，分析不细致，用材不讲究。”这都是我们从正文中看不到的真知灼见。
关注“书眼”。所谓“书眼”就是全书的核心与精华所在，抓住“书眼”就能极大地提高阅读效率。这里面有两个要领：一方面是要读好“大字”，即认真阅读书的目录。这样可直接抓住它的纲要，使全书若网在纲，其重点一目了然。另一方面还要会看“小字”，因为“小字”中也常有大信息。
钱穆早年读《水浒传》，先生对他说：“汝读此书，只读正文大字，不曾读小字”；“不读小字，等如未读，汝归试再读之。”钱穆闻听此言，“大羞惭而退。归而读《水浒》中小字，乃始知有金圣叹之批注”。
事实上，读《水浒传》，不读金圣叹的“小字”，读《红楼梦》，不读脂砚斋的“小字”，就不能抓住它的“书眼”。
当然，对待“书眼”，也须因人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对于已知的知识，即便它是书的重点，我们也可以视而不见；而对于未知的知识，且又是书的关键，我们则必须尽全力将之“拿下”。
细心揣摩。朱熹说：“为学读书，须是耐烦细意去理会，切不可粗心。”讲的就是细心揣摩的意思，这也是用脑读书的一大关键。
具体就是指我们在读书时，不要让问题在眼前一闪而过，而是要让它在头脑里反复发酵，最后变成自己的知识。否则，读书不但不长“精神”，反而只生“痴瘤”就不好了。当然，这是就一般道理来说的，具体到党史的学习研究，就要在“揣摩”上做文章。
揣摩作文的“章法”。古人写文章讲究“凤头、猪肚、豹尾”。“凤头”就是说文章的开头，要精致凝练，且富有悬念；“猪肚”是说文章的主体部分，要内容充实，给人丰满的印象；“豹尾”是说文章的结尾，要沉稳有力，不应当拖泥带水。
梁启超说：“读一书，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粗的方法，其实亦是最好的方法。几遍之后，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对于这个“最好的方法”，我们当然要学习和借鉴。
揣摩书中的“义理”。这是读书最难的部分。章学诚说：“理之初见，毋论智愚与贤不肖，不甚远也。再思之，则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则眩惑而若夺之矣。”
也就是说，对于书中的道理，“初见”“再思”“三思”皆不可得，有时甚至还会头昏脑涨，产生失去自我的感受。我们只有越过这个阶段以后，才能到达至高的境界。须知读书的时候，之所以会感到“恍惚”“眩惑”，那是读者从“义理”的外边进入到它的内部，身心随着它的变化而变化的结果。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千万不可因此中途而废。
其实，在党史学习中，如果遇到某个问题，感觉读了许多书，记了许多材料，并且认真揣摩过，但仍然感觉像是一团乱麻，这时就半途而废了，着实是一件可惜的事情。
学而时习。这是孔子的读书方法，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过对于这个“习”，大家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说是“温习”，有的说是“实习”，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是要换个脑筋读书的意思。
所谓“温习”，即把读过的书再读一遍。因为一般人读书，只知道“瞻前”，不知道“顾后”，所以知识难得长久。因此，我们读书的时候，要一面去“温故”，一面来“知新”。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是读书的一种理想状态。
在党史学习中，“故”是实在的事实，“新”是人们的认识。人们对于实在事实的认识，终不能完全，所以要不断地“温故”，由此不断地产生新的认识，如此循环往复，我们便可日益接近历史的真相了。
李大钊说：“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沈[陈]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新的历史观念，去整理他，认识他。”由此可见，运用新的史观，重读旧的记录，做好“温习”这件事，也是党史学习学出成效的好路径。
所谓“实习”，即把学到的知识再检测一遍。古人说：“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毛泽东早年就很重视这一点，正如他在致湘生信中写道：“吾于课程荒甚。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
读书中，有不懂的也不大愿去请教人，生怕问了人家丢面子、现了丑，这实在是要不得的。《书经》上说：“好问则裕。”《礼经》上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些都是可以作为我们读书座右铭的。
所以，关于读书的方法，前面讲“学以治之”，然后讲“思以精之”，现在又讲“友以磨之”，这样才算把它讲全了。
作者：周良书，b5888博一把白菜论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1年第5期，原标题“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阅读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