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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复兴

摘要：近代百年民族复兴的历程包含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谁的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这条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实践主线的求索进程。探索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历程和实践内容分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文化作准备的阶段、依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培育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觉悟的阶段、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阶段、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阶段以及新时代以来弘扬中国精神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维逻辑、实践模式和思想资源上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支撑。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需要从制度规范、政策引导，发展文化教育和日常生活引导与管理着手，在实现价值观治理、价值观转化和价值观落实中实现价值观的扎根与外扬。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发展   价值支撑  价值观实现  民族复兴

 
 
实现伟大复兴是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夙愿，也是亿万中华儿女长期艰辛求索和不懈奋斗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p36-36）从历史方位上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今天已不再遥远。然而，我们也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在奋力实现复兴目标的进程中，行百里者九十尚半，越是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我们所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就会越多越艰巨。进一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意味着政治的安定团结、经济的富足强大、科技的尖端高新和社会的活跃振兴，也包含着文化的繁荣发展特别是价值观的强盛有力。在实践意义上，只有中华文化和中国人价值观的复兴，才是中华民族复兴最坚实、最强大的精神保障，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复兴。由此，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使价值观在人民心灵中扎根并以坚定昂扬的姿态展示于国际社会，不仅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力之源和强盛之基。
 
一、朝向民族复兴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求索
中国近代的落后不仅仅是经济技术的落后，也是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的落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胁迫下，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华民族逐步陷入了水深火热、被动挨打的局面，遭逢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知耻而勇，雪耻而动，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在民族困境中开始了寻求民族复兴的艰辛探索，先后实施了多种扶危济困的计划，尝试了多个救国救民的方案，经历了多番曲折和失败，最终寻找到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挽救中国的道路。二十世纪初叶，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来到了中国，给处在挣扎和痛苦中的中华民族带来了生的希望，中华民族复兴也揭开了新篇章。然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先进分子要改变自身的和社会的固有文化观念绝非易事。社会主义之于当时的先进人士，仍停留在一种朦胧的向往中，犹如“隔着窗纱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2](p35)以最早接触社会主义思潮的梁启超为例，他一方面宣称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称社会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3]，同时也把社会主义说成中国古已有之的思想，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4](p102)大凡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立志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革命人士，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或许不尽相同、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各有持见，尽管如此，他们大都会对社会主义所蕴含的美好未来特别是其在精神和价值观念上的光明抱有巨大的希冀。对他们而言，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还没有实现，一切社会运动仅仅是趋向于社会主义的步骤，并不就是社会主义。……殊不知道社会主义的科学正是彻底的以因果律应用之于社会现象，或所谓‘精神文明’的。”[5](p98、106)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给革命人士注入了精神目标和价值愿望，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理想，与其说是一种对未来的向往，倒不如说是一种逐步植入心田的价值观念与思想信仰。
谁的社会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采取什么样的道路，又要实现怎样的发展目标，这一系列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的问题，也是体现社会主义精神实质和价值观念的核心问题，是反映社会主义精髓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以及由此提供的实践方案，恰恰是判断在价值观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否失真、社会主义思路是否失实的关键。换句话说，对社会主义是什么的思考也就从广义上包含着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思考。事实上，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初兴的时代，除去科学社会主义之外，也曾出现很多社会主义拥趸，有诸多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思潮。基尔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利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社会主义等等，不一而足。而真正区分这些社会主义思潮的不是其传播范围广狭、信众多寡，而是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精神和价值观。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志士也曾对社会主义有所关注，抱有乐观心态，一度追捧。譬如，孙中山就说过：“我当选中华民国总统时，原计划以社会主义的理想来建设中国；但我孤掌难鸣，因为中国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毫无所知，而我的革命同志当中，社会主义者寥寥无几，而且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了解也是粗浅而模糊的。……我坚信，只有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更幸福，他们的苦痛也才能减轻。社会主义将治愈中国的疾苦。……中国是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度，这个国度应该用来作为社会主义政府的典范。”[6(p183-185)]他坦言：“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予言至此，极抱乐观。”[7](p523)然而，遗憾的是，孙中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他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民生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人道主义、人类经济主义，把社会主义真髓等同于自由、平等和博爱并为之鼓与呼，这就从价值观上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目标诉求混为一谈，从而也就无法清楚地区分开无产阶级价值观与资产阶级价值观了。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的思考是深邃的、持久的，也是直抵社会主义本质的。对于开启了民族复兴道路的共产党人来说，社会主义是远大的目标，不仅代表了良善的理想，也蕴含了美好的社会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探讨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问题，批判了那种先发展实业、在现行制度下谋求实业兴盛的观点，指出“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8](p604)这就从发展实业问题上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确立了必须消除资本主义、先建立社会主义再发展实业的价值判断和思想观念，从而在社会制度层面和价值体系意义上表明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而对于社会主义的价值、精神和本质，李大钊更是从多个方面提及。譬如，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精神，固极主张民族自决。……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有侵略的意味。……社会主义的制度，是以事物的管理代（替）人的统治的制度。”[9](p136-137)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在建党后对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分析中，不仅介绍了各种社会主义学派，列数了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还重点探讨了社会主义必须发扬民主、保护自由、加强法制、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建立合理社会伦理关系的问题。他区分了社会主义与平民主义，探讨了社会主义实行后包括学问、艺术在内的精神和价值进步的关系，提出了社会主义不但不阻碍精神发展、更能使人的精神能力进步的观点。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求索包含在构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途程中。李大钊只是建党早期对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进行探索的代表，类似的革命志士和理论家在他生活的时代有很多，在他身后则更多，探索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内容更广泛、观点更多样。这样一来，即便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不同时期的人士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然而，正是在对社会主义及其实现方式的不同理解上，也才导致了百年来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充满艰辛和坎坷，遭遇重重困难，经历多次挫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求索和建设的历程是长期的，持续的。从探索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历程和实践形式上看，第一阶段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来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期间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对求索一方面表现为政治上为新民主主义的民主而作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构想。例如，毛泽东在1940年间曾指出：“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10](p732-733)第二阶段是在建立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同步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和思想道德建设，在人们的思想和精神中消除资产阶级思想、增加社会主义观念。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后为防止资产阶级思想污染而启动的持续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其直接目标是在精神领域确立社会主义观念，提升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第四阶段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强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第五阶段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对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和建设。站在今天的时代立足点上回望历史，可以发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求索遵循着从迫于形势到自觉自信、从理论思考到实践尝试、从宏观布局到具体设计、从外围摸索到渐入内核的基本发展逻辑，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诘问，始终伴随着对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向往。换句话说，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求索不是抽象的，也没有停留在纯粹思辨层面，而是有着鲜明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主题。从努力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新时期改革开放，到新时代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追问始终没有离开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视野和实践探索。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力民族复兴的因由
中共中央在《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列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认为它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11](p4-5)这个判断，为我们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成民族复兴的因由提供了线索和依据。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何以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综合了价值观自觉、价值观自信和价值观自强三种思维品质，支撑引领民族复兴的思维逻辑
价值观是民族精神生活的核心，是容纳并渗透着情操、意志、理想、信念和信仰的最内核的精神观念和最终端的道德品质。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而所有民族的价值观都是该民族内在精神品质。在一个民族成长发展的进程中，并非在所有阶段，也并非所有的民族都能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样的。简单来说，对民族价值观的自我体认就是价值观自觉，对本民族的价值观抱有比较高的崇信、以之为荣为傲就是价值观自信，意识到本民族的价值观并致力于强化自身的价值认知和对外的价值影响就是价值观自强。一般来讲，一个民族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观，在认可自身价值观自觉的基础上致力于进行价值观建设，就能够实现价值观自觉、自信和自强的统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是在西方的欺凌和压迫下开始意识到自身的落后，并在中西对比中开始呼唤文化革新和价值观革新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民族在价值观上自发觉醒的表现。彼时，五四先锋傅斯年哀叹“心气薄弱之中国人”没有“主义”，这里的“主义就是他的标准”。[12](p3)此后，伴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和胜利，中国人民逐渐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实现了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让中华民族从此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站立起来，不仅大大提振了民族精神，也提升了中国人的价值观自信，使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对自身选择的道路充满自豪之情。由此说，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为追求民族复兴而矢志不渝、艰苦奋斗的过程，也是在精神世界中寻求解放、独立和自由，不断在价值观自觉中实现价值观自信和价值观自强的过程。
尽管自觉、自信和自强都指向并依据主体自身的价值发现，它们其实也有与他者对象的关联性和相对性，是基于他者的刺激或诱惑而产生的内生性且外感型的觉悟、感受和意志。换言之，所谓自觉、自信和自强，都存在着某个外在于主体自身的参照物或相对物。正是在其参照或相对下，才有所谓价值观上的落差和比较，从而才会有价值观自觉、自信和自强。价值观自觉、价值观自信和价值观自强作为思维形式，揭示的是一个民族在自我意识、自我判断和自我实现上的考量视角和思想线索，它们分别代表了民族思维品质的不同阶段。通常情况下，价值观自觉是民族追求价值实现的自我意识阶段，即初级思维阶段，价值观自信和价值观自强分别是民族追求价值实现的比较优势与竞争发现阶段，即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中华民族新时代的价值观自觉，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具备价值观自信并致力于价值观自强的表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中华民族在价值观上的自觉意识、自信观念和自强意志融合在一起，凝聚成新时代中华民族价值追求的主导取向。提出价值观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自觉，把24字价值观内容定位为社会主义性质，与弘扬中国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联系起来，同时也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突出贡献，视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创新，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价值观自信的水平与价值观自强的努力。从价值观自觉到价值观自信再到价值观自强，是中华民族追求价值实现的过程，也是努力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展现的之中循序渐进的思维逻辑，把价值观的内在价值目标和民族的外在实践目标统一起来，从而成为了引领中华民族复兴的价值方向盘和实践导航仪。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循了人类发展、社会建设和政党执政三种实践规律，符合推进民族复兴的实践模式
人类社会发展是在人类生产和生活中进行的。人类社会的生产既包括物质生产，也包括精神生产，既包括自身的生产，也包括支撑自身存在的条件的生产。人类总是在不断改善自身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和丰富提升精神生产生活条件中成长壮大并发展进步的。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13](p790)价值观是人类精神生产的核心要素，价值观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精神发展的题中之义和重要内容，也是其中最具有标志意义的尺度性的发展对象。就一般状况来说，价值观代表了人类精神发展的先进内容，价值观的发展包含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系统内，往往由作为先进组织的政党来倡导和引领，并与社会的建设同行同程。由于价值观指引着人们行为和实践的方向，因此价值观也就内在地发挥着引领和塑造社会进步方向的作用。从其基本趋势上看，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着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发达、从弱小到强大、从贫瘠到丰富、从愚昧到文明的进步程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摆脱了历史上封建主义价值观和近代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束缚与羁绊，在性质和内容上表现了极大的积极性、进步性和创造性。从其发展逻辑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的是人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符合人类社会不断演化和发展进步的规律。从其根本价值目标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的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和精神内核，指引的是走向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步性与人类社会发展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从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到多数人管理国家和社会、全体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进步性是一致的。因此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规律，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明确提出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属性。建设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数百年来，从资本主义母体内部脱胎，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想到现实、从主义到制度、从理论到实践的变迁与升华。近代中国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挑战下，才开始选择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与中国近代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选择密不可分的。从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奠定政治、制度基础，到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至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价值观始终是其中的内在精神命题，勾勒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精神轨迹，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断成熟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上日程。当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以后，精神生活和价值生活的质量如何提升，这是摆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和人民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由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此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建设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逐步凝练并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要求，也是民族复兴实践的题中之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其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就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程，既是其肩膺民族复兴责任、推进民族复兴事业的历程，也是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从其发展历史和实践过程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践行至少在三个层面上遵循并符合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其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的规律。执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放弃或危害党的领导就放弃或危害了执政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中国共产党来倡导并率先垂范践行，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倡者、维护者和践行者；其二，始终坚持人民性和为人民服务的规律。党是人民的党，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这是党的执政之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民的价值观，具有人民性，既要人民来践行，也维护人民的利益和权益，服务于人民的需要；其三，始终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设定并努力实现民族复兴不同阶段目标与任务的规律。党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该目标的实现需要持续的接力和适时调整目标的可行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渐成性、体系性和实践性始终与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和服务群众的群众路线，不同阶段的工作路线紧密相联系，始终与党所秉持的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根本价值目标相匹配。因此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党治国理政、执政兴国的实践中产生的，是遵循党的执政规律、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目标、契合民族复兴进程的实践创造。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汇了传统文明、普遍价值和先进思想三种优势资源，呈现了支撑民族复兴的思想优势
从思想内容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空中楼阁，它立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鲜活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既有丰富的传统文明思想资源，也借鉴了西方社会的精神文明成果，是当代中国价值观的集大成者。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容纳了不同指向的价值观要素，“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可以按照相容的格局予以归类，这就是‘价值观体系’。”[14](p8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根本思想立场和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其内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并不完全排斥来自于西方文明的优秀资源，特别是近代以来使西方社会走向发达、强盛、不断文明化的重要思想要素。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融汇了传统文明、普遍价值和先进思想三种优势资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放优势、无可比拟的比较优势和强大雄厚的综合优势。从辩证客观的角度看，尽管中国传统社会已经与现实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落差，但传统文明并非一无是处，它同西方社会的文明一样，自然也有其优秀之点，有可以为今天所借鉴的内容和元素。在如何借鉴传统文明和西方社会文明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和最得心应手的法宝。它所提供的科学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对待一切人类优秀文明和思想遗产的得力工具。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一项综合的、复杂的工程，需要借助于各个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形成强大合力才能产生最佳的效果，达到最终的目标。为此，把传统文明，普遍价值和先进思想的优势结合起来，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内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价值观的简单移植与机械组合，而是含英咀华、博采众长的创造性融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所突出的思想精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近代西方文明首先提倡的相对显著的思想精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国传统社会倡导的优秀价值理念，但任何社会都是复杂的系统，人们的思想观念系统也是复杂的、综合的观念体系，都不可能绝对地、完全地独有或者彻底隔绝任何一种思想精华。譬如，我们很难说中国传统社会绝对没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观念，也很难说这些观念不属于西方任何文明和社会。它们只不过是在某个社会类型、某个特定时代和某个地域空间内有特别突出的彰显而已，同时它们之间也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彼此关联、有机互补、相得益彰的。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些思想要素和基本内容是以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国情、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前提和基础的。就是说，不论哪一项内容都应立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鲜活实践，属于当代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价值需求，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任务，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根本方向的。为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为了从价值层面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强基固本、正本清源，建构起最大的价值同心圆，打造最现实的中国价值，凝聚最强大的中国力量，实现最伟大的中国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召唤各方面实践主体的力量，呈现了支撑民族复兴的思想优势。
 
三、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扎根与外扬
当今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交往普遍加深，思想文化领域的交融一方面符合各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弱势国家对强势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异，甚至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拔根“和”刨根“现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价值观自觉与文化自信，但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的价值观自强，中国仍需要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扎根与外扬。
（一）建立健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体系，保证价值治理的有效实现
价值观是一种德性，代表和反映了个体的道德思想觉悟和道德践履能力。社会核心价值观也是一种道德，只不过是通过个体道德彰显的社会公德和国家大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大德，是国家之德，民族之德。”[15]对个体来说，德可以润身，也可以利业。但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讲，价值观这种大德就是道德治理和价值治理的重要工具，是实现社会价值治理的根本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意义和实践价值在于调节社会价值关系，开展社会价值治理，实现社会价值目标。“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16](p163)为此，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扎根和外扬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体系中，建立健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体系，完善其机制保障、政策保障和法律保障，特别是行业价值制度、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礼仪规范。也就是说，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扎根与外扬就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道德层约束层面上，而是应当加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机制化和法律化，以制利治，援法入德，使社会价值治理中道德治理和法制治理两种手段相互补充、有机融合、并行不悖、共同作用。亚里士多德说过：“对德性只知道还不够，还必须努力去获得。德性以好品质为前提，而好品质需在好法律下养成。”[17](p330)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体系和管理机制建立之后，“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政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要用法律来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各种社会管理要承担起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注重在日常管理中体现价值导向，是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18](p165)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长期以来道德和价值观仅仅停留在道德软约束上的弊端，通过制度和法律手段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与外扬的硬约束，使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能够规范、有序地进行，从而减少人为性和随意性，保证价值治理的有效实现。
（二）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促进价值观念的内化与外化
价值观是人们行动的原则和标准。美国社会学家塔尔卡特·帕森斯指出：“‘价值观’可视作一常规象征体系之中的一因子，它能充作一准绳，人们依据它而在一定情况下可供选择的各种行动方针中，作出自己的抉择。”[19]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依据价值观这一标准而行动，久而久之就形成一定的思考和行为的模式，这在广义上被视作文化的内容。在一个成熟的社会系统内，价值观是作为文化的内核而存在的，教育则是促进价值观内化和外化的重要手段。就价值观培育来说，文化是涵养价值观的母体，起到潜移默化的熏陶浸染的作用。教育则直接把一定的价值标准和原则传授给社会成员，将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认知，并外化为行为方式。不论是作为德性和智性的价值观，还是作为能力和素质的价值观，其培育和践行都离不开文化与教育。因此，一个国家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水平，既是其社会发达程度的标志，也是其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和根本途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列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强调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并贯穿到国民教育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通过教育引导、文化熏陶等手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20]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当代中国应大力繁荣文化教育事业，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开展红色革命文化教育、借鉴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具体而言，在实现民族复兴进程中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努力做到两个进程的合二为一。也就是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与外扬的进程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实践进程统一起来：一是要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去”，即一方面走到人们的头脑和心灵中去，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认知、思想认识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也要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去，不能为价值观教育而教育价值观，将之悬置于课堂、书房和学案中，与鲜活的民族复兴实践相隔离、相脱离；二是要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出去”，即一方面超越知行分离的鸿沟，促使人们把价值观念转变为价值行为和实践活动，转化为行动价值；另一方面要努力通过文化和教育的途径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通过中国文化教育走出去而使中国人的优秀价值观念、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中国文化的优秀价值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中华文明在更大的范围内造福人类。
（三）加强日常生活引导和管理，保证价值观在落细落小落实中扎根
价值观扎根并不是宏大叙事，而是细致入微、小中见实、实中见效的过程。之所以强调要把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就是为了避免价值观抽象化和空泛化，陷入繁琐哲学，流于形式主义。实际上，价值观来源于生活也植根于生活。“对生活的反思形成了我们的生活经验。它把具体和一般的知识同我们的自我在跟周围的世界及命运接触中所发生的（由冲动和感情在我们内部唤起的）许多分明而细微的事件结为一体。”[21](p7)也就是说，无论制度规范和文化传播多么强大，它们对价值观的传输最终都要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来，日常生活实际上是价值观存在和浸入的最可靠的途径。由此，加强日常生活的引导和管理，恰恰是保证价值观落到实处的关键。所谓日常生活，其实关键的是其作为生活的全部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暗示了普通、平庸，但重要的是蕴含了连续的重现和持续的重复，是人们夯实某种思想观念、真正在心灵和血肉中形成价值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必然系统。日常生活包含着琐碎但重要的内容，是生命具体化和行为现实化的基本方式。正如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所言：“日常生活是由重现的事情组成的：劳动与休闲的姿态，人和机器本身的机械运动，小时，天，星期，月，年，直线型和圆圈型的重复，自然的和理性的时间。”[22](p211-212)日常生活总是在个人的环境中发生并与之关联，对于个人形成价值观念极其重要。“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以多种形式使自身对象化。他塑造他的世界（他的直接环境）并以此塑造自身。”[23](p6)为此，加强日常生活引导和管理也就是要加强对从个体学习、工作和交往等日常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日常认知和日常行为中思想价值观念的监督，助力正确观念的重复与再现，校正与调整不符合伦理规范、政治关系和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在最扎实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健康成长。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管是与民族复兴大业相联系的高尚的价值观体系，也需要落到实处、进入生后、沁入人心中。因此说，要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扎根与外化，加强日常生活的引导和管理是不可忽视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5-36页。
[2]《瞿秋白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5页。
[3]梁启超：《杂答某报》，载《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十四号。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02页。
[5]瞿秋白：《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8、106页。
[6]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3-185页。
[7]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23页。
[8]朱文通等：《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04页。
[9]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6-137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32-733页。
[11]《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5页。
[12]傅斯年著：《中国人的德行》，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第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90页。
[14]（美）亨廷顿、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83页。
[15]《人民日报》，2014年5月4日，01版。
[1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3页。
[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30页。
[1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5页。
[19]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9. Chap.I.
[20]《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01版。
[21]（德）狄尔泰.世界观的类型及其在形而上学体系内的展开.载（美）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林方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7页。
[22]（英）本·海默尔著：《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11-212页。
[23]（匈牙利）赫勒著：《日常生活》，衣俊卿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
作者简介：宇文利，法学博士，b5888博一把白菜论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精神”（18JDKDB013）的成果。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