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往往会因世界经历重大变局、人类遭遇重大挑战而被提出来，成为亟待哲人回答的世界之问。19世纪上半叶，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的世界之问，马克思给出了利用世界市场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答案，显示出高于其他回答的科学性。世界市场及其矛盾，是当时马克思必须面对也是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无法回避的历史环境。世界历史视野、人类关怀精神、平等交往理念、实践指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相承之“脉”。从时空指向、主体维度、主要内涵、实现方式等方面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别于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体现了创新之“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利益共同体，并不承载社会形态演进功能。它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特殊社会形态背景下，为了应对人类共同挑战而被倡导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状态，一个包容差别、和睦相处、命运与共的国际大家庭。

[关键词]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国际大家庭

[作者简介]孙来斌（1967-），b5888博一把白菜论教授，b5888博一把白菜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871）。

 

一、引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前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是一个融通中外、底蕴深厚、思想丰富的概念，极富影响力、传播力，可以从多个学科展开研究。就“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关系而言，也可以从多个角度探讨。从学术界现有研究来看，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1）“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之间有无直接的理论关联？这一问题，关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来源问题。对此，无疑可以而且应该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外政治思想多个方面来加以探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的产物，而是吸收和改造“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同样具有这一特点。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鲜明、突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蕴，它坚持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无疑是其主要而直接的思想来源。（2）“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答案似乎也很明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一般这样说来，估计多数人都不会反对。但问题在于，这里的相承之“脉”到底是什么，创新之“进”又体现在何处？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往往各持己见。虽然具体答案不同，但“世界之问”“世界历史”“世界市场”往往是考察两者之间联系与发展的关键词。（3）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话语体系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性质和定位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界说。第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推进了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2]这种观点实际上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作一种社会形态，即一种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意义相应的理想社会形态的当代实践形式。第二种观点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向人类解放道路的一个奠基性的必经环节，是从“虚幻的共同体”提升到“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性起点；^[3]它体现了“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要求，符合人类发展的基本趋势，是走向“真正共同体”的必要环节。^[4]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即介乎于“虚幻的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之间的社会形态。应该说，这种观点在当前较具代表性。第三种观点认为，作为反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合作共赢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承载社会形态演化、社会制度演变的任务，只是一种典型的利益共同体，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共同体本身，而只是社会共同体的次级范畴。^[5]这种观点担心，如果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同于社会共同体本身，强调其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指向，势必会加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应该说，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值得重视。

前述三个问题，相互关联、层层递进，需要我们不断深入思考。我们以为，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有必要简要梳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基本脉络。然后分别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关系，既把好“脉”又凸显“进”。在此基础上，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定性分析，力求得出科学解释。

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当时“世界之问”的科学回答

19世纪之初，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为重要标志，西欧资本主义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西欧社会内部，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关系出现急剧变化，贫富分化、劳资对立现象加剧。1831年、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1848年英国宪章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强烈表达了工人阶级对社会的政治反抗。1825年、1836年、1847年，英国每隔十年爆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加剧了西欧社会的动荡。从世界范围看，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6]在世界市场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强国，运用“商品的低廉价格”这个心理重炮和以工业化为基础而铸造的坚船利炮，加紧了对古老东方民族的疯狂掠夺。简言之，在西欧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以及与之相伴的世界市场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人类既出现了工业文明的发展、普遍交往的进步，也出现了阶级对立的加深、民族压迫的扩大，即人类的进步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7]。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这是19世纪上半叶时代提出的世界之问。对此，当时欧洲思想界纷纷提出解决之道。

（1）拒斥世界市场而回到过去。德国历史学派先驱亚当·米勒较早表达了这一思想倾向。他批评斯密等人的世界主义经济学，认为后者倡导贸易自由而忽视了道德秩序建设，结果摧毁了国家团结和传统秩序。米勒就像他的前辈学者尤斯图斯·默泽一样，站在怀旧的立场上对经济秩序表达了一些“纯粹的幻想”。马克思评价说，“这些幻想的特色是它们一刻也没有离开庸人的那种一本正经的、小市民的、‘凡俗的’、平庸的狭隘眼界。”[8]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注意到小生产者的破产和经济危机的危害，要求用宗法和行会制度来组织社会生产。这些对世界市场的批判，往往站在所谓民族特性角度来推行保守主义，忽视了普遍交往发展规律和世界市场发展趋势，只能是“纯粹的幻想”。但是，世界市场的内部矛盾，却使这些幻想迎合了一些人的怀旧情结，迎合了大众面对社会动荡的不安心理。当然，面对资本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扩大，这种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9]

（2）跳出世界市场寻找世外桃源。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圣西门提出了开展“世界协作”以消除社会纷乱的设想。所谓世界协作，即一切地区的、人们相互关系一切领域中的所有人的协作。“协作的范围是随着人类发展的过程而不断扩大的，同时，秩序、和谐和统一的内在原则也在协作中扎下越来越深的根子。”[10]人类社会经历了由家庭到城市、由城市到民族、由民族到国家三次“协作大发展”后，最终将由国家发展到世界联合。1824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欧文在美国的印第安纳购置土地，开展“新和谐公社”试验，不到两三年就难以为继。空想社会主义者力图在现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寻找、构建世外桃源的尝试，固然勇气可嘉，但终究缺乏现实性、可行性，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

（3）思辨地“解决”世界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家也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其中，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形成在国家之后，“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在一个形式的普遍性中的联合”。[11]市民社会容易在内部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并在外部造成世界上的殖民统治——“市民社会受这种辩证法推动而超出自身之外，首先是超越这个特定的社会，以便向它之外的其他民族去寻求消费者”。[12]因此，他希望在绝对理念的指引下通过国家和法的完善来解决问题。黑格尔从唯心史观的角度向人们呈现了普遍联系的世界历史画卷，但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13]黑格尔颠倒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事实上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回到市民社会本身。费尔巴哈认为，世间的不幸是由于人的本性自我认识不足造成的。“人性不只创造了单方的排他的对幸福的追求，而且也创造了双方的相互的对幸福的追求。”^[14]撇开历史进程和社会现实来谈论人的本性和人类命运，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15]这种当时德国人擅长的、抽象而脱离实际的哲学思辨，无疑难以祛除时代之弊。

（4）利用世界市场走向“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毕生致力于人类自由和解放事业，在批判地借鉴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深刻阐发了他对世界之问的回答，实现了伟大的思想超越。马克思的有关思想阐发，较为集中地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概括来说，要点大致可归纳如下：

其一，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的本性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双重动因。“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6]从西方社会内部看，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基础在于生产和交往的发展，而不是黑格尔、费尔巴哈所说的国家、人性。从世界市场看，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发展和交往扩大，才造成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7]当然，世界市场的形成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性质即资本的本性直接相关——资本有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域去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可见,“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18]。

其二，资本逻辑造成世界市场的矛盾和虚幻的共同体。在马克思看来，依据共同纽带、发展状态、基本逻辑等方面的差异，人类社会的共同体先后大致有“自然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三大历史形态（参见表1）。在人类社会漫长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靠天生存，形成了对自然的依赖、对族群的依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然的共同体。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出现，使“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人的关系）”^[19]。人们的普遍交往、相互联系的程度日益增强，但是，这种共同体的发展具有强烈的片面性和扭曲性，在这种“冒充的共同体”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20]这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21]从世界范围看，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争相效仿英国以争当世界霸主，不断欺压其他落后国家，是由资本逻辑使然。“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22]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人得以摆脱各种异己力量的支配，最终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共同体的理想状态。

 

表1：共同体的历史形态与发展

	自然的共同体	虚幻的共同体	真正的共同体
共同纽带	地域、血缘	商品、市场	自由人
发展状态	人的依赖性	人的独立性	人的自由个性
基本逻辑	自然力的逻辑	资本的逻辑	人的发展的逻辑

 

其三，人类必须利用世界市场走向“真正的共同体”。既然真正的共同体如此引人向往，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呢？从人的发展角度看，“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23]而“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24]因此，必须利用世界市场，并且“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5]。归根到底，马克思给出了明确答案：“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26]换言之，工人阶级必须在其政党领导下，主动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使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服从于人类的共同监督，最终走向真正的共同体。

概言之，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造就了虚幻的共同体，同时也造就了消灭这种虚幻的共同体的物质力量。只有剥离世界市场中的资本力量，才能克服世界市场对生产力发展和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的双重阻碍；只有用伟大的革命支配世界市场，人才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走向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对世界之问的回答，深刻揭示了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辩证法，以深切而普遍的人类关怀占据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相承之“脉”

当前，世界市场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与此同时，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现象不断出现。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在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同时也面临共同挑战。“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一次摆在人们面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运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准确把握、深刻回答了当今的世界之问，彰显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魅力。总的来看，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世界之问是两者都要面对的时代问题，世界市场及其矛盾是两者都无法回避的客观环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两者共同的根本方法，这无疑是一脉相承之“脉”。具体说来，这里的“脉”可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以下方面的坚持、承接来重点把握。

第一，坚持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世界历史视野。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27]事实确实如此。当今世界，世界市场日益扩大，已经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浪潮。面对人类遭遇的共同挑战、共同问题，将之简单地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于事无补。任何试图回到过去的封闭状态、绕开世界市场的做法，在马克思的年代早已遭到批评，在当今世界更是行不通。“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说其是历史大势，就是其发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8]我们只有主动顺应历史大势，而不能逆势而为。人类普遍交往比过往任何时期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比过往任何时期都更频繁、更紧密。世界各国人民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可以说，世界历史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承接的理论基础之脉。

第二，彰显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人类关怀精神。马克思之所以考察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形态、批判虚幻的共同体并展望真正的共同体，是出于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考虑，更是出于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理论旨趣——“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29]这表明，站在全人类利益上来考虑问题，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根本立脚点，也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标识。在当今世界，一些西方国家出于狭隘的民族立场，依仗军事和经济优势，在对外政策上长期奉行单边主义。这种做法，背离了世界各国对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期盼，背离了人类整体利益，必然带来人类社会的“囚徒困境”“公地悲剧”。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可以说，人类关怀精神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承接的根本价值取向之脉。

第三，承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平等交往理念。反对剥削和压迫，提倡平等交往，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非常突出的理念。马克思深刻揭露和批判当时西方对东方的欺凌和抢夺，对殖民者的“文明”和伪善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30]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长期处于“中心—外围”关系模式，西方中心主义具有很强的惯性。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状况，早已引起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批评和反思，引起不发达国家的不满和抗议。拉美依附理论学派呼吁，变革现存的不平等的国际结构,尽快为不发达国家发展提供有利条件。[31]“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回应当今世界各国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期盼，积极回应文明发展的多样化要求。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人类文明发展是多样的，不同文明只有样式之别，而无高低之分。这些主张，承接、张扬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平等交往理念之脉。

第四，延续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实践指向。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品格。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有关思想的地方，在于它的科学性，而这种科学性基于实践性；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区别于思辨哲学有关思想的地方，在于它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指向改变世界，改变世界靠的是实践。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单靠头脑的幻想去实现，必须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实践现实地构建。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且在实践中付诸了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逐渐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实践。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己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正在国际范围内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现实影响。可以说，实践指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承接的实现路径之脉。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新之“进”

面对当前的世界之问，“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哪些新的回答？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有何创造性发展？换言之，它的与时俱进之“进”体现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其中，一种观点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直接对应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当代实践形式。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为了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的本意甚好，对自由人联合体这个共同体的理想形态的典型选择也便于比较分析，但其基本结论存在着误读——混淆了两者的时空指向、主体维度、基本内涵等，也会带来诸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是要搞世界革命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疑问。在我们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不是一回事，两者至少在以下方面存在差异（参见表2）。

其一，时空指向不同。自由人联合体在时间维度上指向未来理想社会，即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道德昌明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展望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在那里，资本主义将不复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指向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当代社会，主要指向当今世界这个“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33]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资本主义自有它的存在空间。

其二，主体维度不同。自由人联合体的主体，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只有在这个共同体中，个人才能发挥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主要是指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即世界上的200多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单一民族或多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国家。与前述时空指向相对应，在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国家这种现代国际关系的主体将不复存在。

其三，主要内涵不同。与前述时空指向、主体维度不同相对应，两者的主要内涵也不同。自由人联合体是指社会制度差别消除、阶级和国家消亡的理想社会，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是指包容发展程度、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差别的国际大家庭。这一大家庭，并不是要搞所谓的制度趋同、模式统一，而是强调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要包容和超越各国在这些方面的差别，强调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而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其四，实现方式不同。实践是两者共同的路径指向，但具体的实践方式不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其中，废除私有制就是重要的一条。那么，“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恩格斯的回答是：“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35]但是，根据历史经验和一般情况来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36]可见，推翻旧的剥削制度、造就自由人联合体政治前提的主要方式是社会革命。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还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都要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就是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方式是共商共建共享。当然，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针对阻扰、破坏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行为，需要采取必要的斗争。

 

表2: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区别

	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由人联合体
时空指向	当代社会	未来社会
主体维度	民族国家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
主要内涵	包容发展程度、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差别的国际大家庭	社会制度差别消除、阶级和国家消亡的理想社会
实现方式	共商共建共享	社会革命

 

上述方面的区别表明，19世纪上半叶的世界之问与当今人们面对的世界之问，表达的都是人类关切，但这种关切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当今世界，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文明发展到了新水平。然而同时，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各国发展不平衡加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37]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世界之问在当前所具有的新的时代内涵，要求今天的人们做出新的时代回答。这种新的时代回答，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出来的创新发展。

概括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38]建成这个和睦的大家庭，就是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总体目标。从理论形态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当前人类共同挑战的睿智思考和独特创见，它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统一的有机整体，蕴含着合乎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而尽显思想魅力，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和共同问题、推进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39]

五、结论

“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往往因世界经历重大变局、人类遭遇重大挑战而被提出来，成为亟待哲人回答的世界之问。马克思在19世纪关于共同体的深邃思考，迄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第一，把握历史时代变与不变的辩证逻辑。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总体上处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上升时期。从世界范围看，当时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并存、封建主义逐渐没落、资本主义逐渐占据绝对优势的时期，是资本开创世界历史、资本扩大世界市场、发达国家规制世界秩序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逐步暴露其内在矛盾并周期性地出现“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40]、世界市场出现“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的现象的时期。时至今日，“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41]从世界范围看，今天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社会主义代表人类进步方向、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优势的时期，是世界历史进一步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仍然继续主导世界市场但发展中国家话语权逐渐增强的时期，也是人类面临共同挑战、共同问题逐渐增多的时期。总的来看，以小时代和大视野分别来看，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既有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也有相对不变的地方。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关系，必须把握时代之变与不变的辩证逻辑。

第二，认识支配世界市场与治理世界市场的历史差别。面对世界市场内在矛盾引发的世界之问，退避的办法不可取，停留在思辨层面亦不可取，唯有勇敢直面问题、寻找现实出路。就此而论，马克思永远值得人们学习。面对当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正确的态度也应当如此。当今的经济全球化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不能就此简单否定、一棍子打死。应该改变少数国家主导市场秩序、国际金融资本恣意放纵的市场局面，着力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使之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解决世界市场带来的问题，马克思的设想是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世界市场。时至今日，实现这一设想的历史条件还远不具备，但治理世界市场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现实要求。“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42]大搞关税壁垒的新保守主义、主张完全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希望颠覆秩序的激进主义，都难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只有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加强世界市场的国际治理，摒弃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发挥不同国家在资本、劳动力、技术、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各自优势，才能走出一条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人间正道。

第三，把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性质定位。“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之进。世界历史视野、人类关怀精神、平等交往理念、实践指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承继的理论基础之脉、价值取向之脉、交往理念之脉、实现路径之脉。面对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世界之问，“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时代回答，为人类回应共同问题、共同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做出了创新发展。看不到一脉相承，就隔断了两者之间的历史联系，事实上就否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看不到与时俱进，就忽视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在此方面的原创性贡献；只有同时看到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同时看到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才能准确把握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范畴的性质。以世界历史眼光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环境，与马克思所说的“虚幻的共同体”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在一定程度、在一些方面超越了“虚幻的共同体”阶段，但远未达到“真正的共同体”阶段，处于前者向后者的长期转变过程之中，在社会形态上属于总体量变过程中有阶段性、局部性质变的阶段。换言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全球并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殊社会形态背景。当然人类遇到的共同挑战、共同问题，就形成原因、复杂程度、解决方案等方面来看，都远远超过了两种制度之间矛盾的范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未强调要改变全球社会形态的性质，突出的是国际关系状态的合理化建设，即强调推动建设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的世界市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包容发展程度、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差别的国际大家庭。简言之，从性质定位上看，它是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共同体。正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是始基范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次级范畴，它并不承载社会形态演化、社会制度演变的任务，而只是一种典型的利益共同体。^[43]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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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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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雷声：《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

［8］[英]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帝国主义》，卢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9］[美]E.K.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颜鹏飞总译校，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10］石云霞：《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科学体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