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深入理解与阐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或话语理论的关键在于，不能将其简约或虚化成为一种生态环境治理的公共政策概念或术语，而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更宏大、也为更为重要的背景和语境。更明确地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与政治——相较于各种形态的“生态中心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更能够（应该）代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本质或目标追求。依此而言欧美“绿色左翼”学界所倡导与推动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以及其他各种激进转型理论，未必能够最终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转型”甚或“社会主义转向”，但它确实给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提供了方法论（话语）与政治层面上的某些启迪。

 

关 键 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转型政治 生态马克思主义 社会生态转型 绿色左翼

 

无论是就其作为一种现实实践的未来可能性还是对它的学理性阐发来说，当代中国语境或视域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都是一个值得做更系统与深入探究的议题。[1]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简称“十九大”，下同）工作报告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强调再次表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意味着或指向一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就是说，渐趋成为大众共识的是，现实中具象性的生态环境难题应对及其保护工作其实有着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整体性变革的意涵。在本文中，笔者将从分析作为一种绿色变革话语理论与政治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国际性“转型话语”语境入手，进而阐明它基于当代中国现实的环境政治哲学或转型政治意蕴。

 

一、转型、转型话语（政治）与社会生态转型

 

政治哲学的“转型”（transformation or transition）概念既可以泛指某一社会（包括人类社会本身）的社会形态意义上的根本性变革，但更多是指这个社会在同一社会形态条件下的阶段性或局部性改变，而衡量这种阶段性或局部性改变的标尺也是极其多样化的，比如社会的经济技术基础、能源资源支撑体系、政治统治与社会治理方式、大众性生活消费方式等。依此而言，转型是一个叙述性或阐释性的概念，旨在更为清晰地表明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的某种意义上的尚未构成本质性的改变，尤其是那些“社会的（societal）”而不仅仅是“社会的”（social）或“社会学意义上的”（sociological）变化[2]。而且，作为一个政治哲学概念，“转型”更为关注或强调的是社会中那些社会形态影响意义上的整体性或重大变革的政治意蕴，而对于社会某些层面或领域中的转型实践（事实）的描述、阐释或研判，也往往会基于颇为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或哲学立场。比如，对于近代社会之初手工业作坊技术体系向机器大工业技术体系的转型，以及目前正在进展中的化石燃料能源体系向可再生能源体系的转型，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等都会对其发生过程及其经济社会后果做出颇为不同的叙述与阐释。

 

政治哲学中的转型话语（discourse of transformation）或转型性话语（transformative discourse），显然不同于作为一种既定事实或现实实践的转型本身，但却无疑是基于对转型的界定、分类与理论分析而建构起来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就像此前并不鲜见的转型话语一样，最近这一波自2010年代以来萌生并迅速变得有些流行的国际性转型话语，也是深刻内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性制度环境及其文化观念基础的。换言之，欧美主导语境下的转型话语或转型性话语，其实质就是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性变革或局部性转变的话语。相应地，一方面，当前的转型话语或转型性话语作为一个话语理论集群是高度异质性的或政治多元化的。另一方面，转型术语和转型话语之所以在2010年前后再次形成一波风潮，其最重要的推动在于这场危机所表明的欧美国家长期以来所偏执于的现代化发展（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为主）模式甚或理念本身的穷途末路。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性变革或转型成为一种广泛共识。

 

新一波转型话语论争有着如下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它们所面向或讨论的转型不再只是事实追溯性或阐释性的，或者说“向后看”的，而且还是未来憧憬性或规范性的，或者说“向前看”的。相应地，某种转型话语在相当程度上就成为未来转型进程的一种影响性力量，也就是成为现实中的“转型政治”的一部分。二是它们所面向或讨论的转型还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性或内源性挑战应对特征。如果说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体系）此前所遭遇的挑战主要是资本积累方式、经济技术手段、政治统治与社会治理工具等层面或领域中的困境，而它都通过资本类型扩充、地理区域拓展、经济管理运营革新、民主政治改进等方法实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阶段性变革而不是走向崩溃，那么，2010年代金融与经济危机所彰显的则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文化根基的“扩张型现代性”本身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多重性危机。[3]相应地，它所提出的一个核心性问题就是，以资本扩张或增殖为根本遵循的资本主义社会能够由此走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社会吗？或者借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现代性可以质变成为自我反思性的吗？

 

可以说，上述背景或语境呼唤并促成了一种激进的或“绿色左翼”的转型话语的出现与迅速成长。这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著作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大转型》。[4]波兰尼及其《大转型》对于一种“绿色左翼”转型话语建构的相关性或贡献在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与发展的分析同时具有阐释与解构的一面，而其解构意义在于，彰显与强调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非天然性和变革必要性与可能性——他甚至提及了作为其替代物的一种“社会主义社会”（“重建社会家园”）的前景[5]。比如，当今转型话语中的“第二次大转型”概念[6]——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文明革新意义与意涵——显然就直接来自波兰尼的“大转型”。当然，至少与波兰尼及其《大转型》同等重要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等有关著述，尽管也许是“替代”或“革命”而不是“转型”才能准确表达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未来走向的立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性和渐进变革特征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基本矛盾及其演进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被共产主义社会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进展。[7]马克思及其有关著述对于一种“绿色左翼”转型话语建构的相关性或贡献在于，具有鲜明的质变或断裂表征的共产主义社会及其过渡愿景，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阶段性转型的一个无法回避的标杆或坐标参照，而任何无意或有意回避了这种愿景本身的转型话语都很难说是真正激进的。

 

正是在上述背景与语境下，欧美学界近年来兴起并逐渐成型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成为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绿色左翼”转型话语。[8]概括地说，“社会生态转型”话语或理论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观点。其一，它是对当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社会所倡导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绿色政治或政策的一种批评性回应。在它看来，由自然（生态）资本、生态现代化、绿色增长或绿色经济等表述不一的术语所组成的“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话语，终究不过是当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府的一种危机应对或资本规制战略，希望依此来摆脱传统的资本增殖模式和政治统治模式所面临的难以为继的危机或挑战。单纯就这种思路或战略的现实可行性而言，依据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的分析[9]，至少少数欧美国家的确可以在一个经济与政治日益一体化的世界平台上做到这一点。但就像以往发生过的资本主义阶段性转型的首要目的是延续（或加速）资本增殖和维持社会政治统治一样，这次的生态化转型也是如此。这意味着，无论是自然生态的虚拟资本化，还是环境友好型经济与治理方式的吸纳彰显，都将是一个基于资本增殖尺度或逻辑的选择性过程。因而，“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认为，主导性或“浅绿色”转型话语的根本性缺陷或弊端同时在转型力度与范围的意义上：仅仅着眼于能源、技术或经济运营监管的显性要素或层面的革新，而无视或回避社会整体意义上的结构性重建，是严重不充分的，而依然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或地域主义的转型思维或战略追求，则很难形成一种区域更不用说全球层面上的历史性变革合力——1990年代以来的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政治和可持续发展政治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其二，它是基于当今欧美国家现实的对后资本主义社会或文明主导时代的一种“绿色左翼”政治构想。“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之所以可称为一种激进的绿色转型话语，不仅在于它对（新）自由主义绿色话语或“绿色资本主义”理论的激烈批判，还在于它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范围与力度的更大胆想象。在它看来，生态环境危机应对旗帜下的社会生态转型，理应同时是一个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考量兼顾的综合性变革过程。任何致力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决定或政策举措，都必须充分或优先考虑社会公正与正义层面上的原则要求，而社会公正与正义层面上原则要求的更充分实现，应该也会有助于那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决定或政策举措的制定落实。很明显，这种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目标与进路的理解，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熟知的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即一种“绿色（生态）的社会主义”，只不过它似乎更愿意自称为一种“批判的政治生态学”[10]。同样不容忽视的是，“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所构想的转型愿景与过渡战略，（只能）是面向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或全球性的。也就是说，由于各种“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性质的转型话语与战略，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或满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部性或阶段性变革目标与追求，因而，它们并不会挑战并变革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制度框架及其文化观念基础，除非这些话语与战略遭遇到来自更大范围内直至整个世界的、受到其社会不公正与生态不可持续后果影响民众的强有力抗拒。换言之，“社会生态转型”政治的本质在于，它理应是、而且必须是跨地域的或全球性的，而这意味着当代左翼政治的一种绿色左翼融合意义上的和全球层面上的重组，即逐渐形塑一种“全球性转型左翼”变革主体[11]。

 

因此，如果不是过分纠结于严格意义上的概念术语表述形式，那么，“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其实就是当代欧洲社会主义政治与生态主义思维的一种时代结合。其核心意涵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框架内对生态环境议题的吸纳融入，将会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自我革新的重大历史机遇——“努力实现当今社会关系向一个和平与社会公正的社会的转型”[12]。换言之，当今时代的社会主义政党与政治必须同时是“红色的”和“绿色的”，或者说“红绿的”。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术语学分析

 

上述对国际转型话语尤其是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概述，对于准确理解与阐发当代中国语境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理念是颇有助益的。一方面，无论是就其理论践行要求还是现实政治影响来说，以“社会生态转型”为代表的激进或“绿色左翼”转型话语，都是一个并非只限于欧美国家范围的国际性或全球性思潮与运动，比如目前已经活跃于拉美地区的“超越发展”理论和印度的“激进民主”理论等[13]。很显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也可以大致划归为这种国际性或全球性“绿色左翼”思潮与运动的一部分。其基本理据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不但要致力于解决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较为严重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而且要在这一过程中自觉促进与实现“生态可持续性与现代性”和“生态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双重结合。[14]也就是说，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目标追求的生态可持续性或生态主义，将同时是一种实现了“现代性”的生态否定与超越和“资本主义”的生态否定与超越的社会主义，而这将是一个真正的绿色社会，也就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依此而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任何现实进展，都是无法置身于这种国际性或全球性“绿色左翼”变革进程（也即是广义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外的，同时也是它的重要表现与支撑。

 

另一方面，与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绿色左翼”政党与政治不同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与文化观念体系基本得以确立的宏观背景与语境下进行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在当今中国更多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整体进程的组成部分，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发展或自我转型。[15]而这其中，作为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绿化和政治领导作用发挥是至关重要的。[16]其一，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与政治的逐渐形塑或吸纳，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不断绿化的长期性过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倡导的“勤俭节约（建国）”思想，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确立的“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再到90年代初起制定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17]，中国共产党渐趋演进成为一个绿色的左翼执政党。2007年举行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大会工作报告和修改后的党章，是迄今为止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性节点，而这一绿化进程本身仍在持续进展之中。其二，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不容置疑的政治领导力量。2012年“十八大”所确立的“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总体布局，对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来说同时是在战略路径和总体目标意义上的。而2017年举行的“十九大”不仅将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明确地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宏大理论体系之下，而且对于到本世纪中叶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做了“三步走”的中长期规划，即“打好污染防治的攻坚战”（2020年之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2020~2035）和“生态文明全面提升”（2035~2049年）[18]。这充分表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明确政治目标和常态性议题政策（任务）。

 

因而，如果全面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中国背景和语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的完整意涵是不难阐明的。简言之，当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必须同时是生态上进步文明的和社会主义政治取向的。[19]具体来说，“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绿色发展”，实际上都是对当代中国目标追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分别性表述，而且它们之间是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绿色发展”这三个概念，都是对“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这一伞形“元哲学”术语或范畴的一种次级性描述或表达。[20]相应地，更为具体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举措，或者说环境经济政策和生态环境行政监管手段意义上的革新，都应从属于并接受这些次级性概念的“政治正确性”检验。比如，某一项环境经济政策——无论是新能源消费补贴还是生态环境税——的制定实施，都必须既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或绿色的准则、也符合社会主义的宗旨方向。

 

但也必须看到，一方面，当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更多是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及其实践自上而下地构建起来的，因而具有一种强烈的政策话语体系的表征，而作为一种政策话语，就会较容易受到欧美国家及其所主导的国际环境政策话语体系的羁绊或左右。欧美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开始的生态环境难题或危机综合性应对，确实取得了某些切实的局地性成效，也的确在经济技术革新、环境法治与行政监管、公众社会政治参与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而且顺理成章的是，这些成效与经验逐渐成为了欧美国家迄今所掌控或具有绝对影响力的有关国际政府间组织（包括联合国机构）甚或非政府组织的制度模板和话语规范。但问题是，虽然欧美国家中的大量生态环境难题应对手段和工具有着普遍性或政治中立性，但它作为一种生态环境治理国家模式以及国际化传输推送，无疑是基于并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体系、文化观念和全球秩序的。[21]不仅如此，欧美国家现实中看似具体性政策工具或技术手段的采纳与应用，也往往是一个严重依赖于其所属政治制度环境或竞争性条件的过程。[22]因而，在笔者看来，过度偏重于欧美（“先进”）国家经验输入模仿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思路与战略的公共政策化、议题性碎片化或国际标准化，是在当今中国科学认知与践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所面临的首要风险。

 

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初级阶段性或不充分性，同时在主客观两个层面上制约着我们对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社会主义维度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意涵的更深入与自觉阐发。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1987年“十三大”对当代中国所做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性质的政治判断，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这一国家百年战略的理论基石，也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23]这一战略和理论包括两个内在统一、相得益彰的侧面或支柱，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实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的经济社会现代化，也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这首先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生存与地位问题；二是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构架与文化观念体系的成长壮大，而终将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意愿和选择决定着一个现代化中国的实现路径与形式，以及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更高级社会形态及其过渡机制。而并非多虑的是，无论是由于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要求所采取的诸多政治折衷性甚或妥协性政策的累积性效应，还是随着改革开放走向深入而日渐融入欧美主导国际社会所引发的自然性结果，当今中国社会似乎正在滋生着一种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无限持久化甚或“去政治化”理解的舆情氛围或大众心态，其基本表现则是对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日益抽象或淡化的政治想象。[24]就此而言，“十九大”报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二者统一性的重申，具有重要的政治宣示意义。[25]因而，就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来说，并非不可能发生的情形是，对经济社会现实的初级阶段特征的过分强调——比如国有企业相对弱势的国内外竞争力（其实并不尽然），会限制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社会制度形式以及这些经济社会制度形式的社会主义运营管理所具有的或可能带来的实质性生态革新的战略考量；同样，囿于初级阶段背景或语境而对新型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及其作用的忽视甚或回避——比如赋予国有企业更大的生态环境社会责任，也会在许多情况下或某种程度上制约我们深入思考与科学应对看似纷繁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整体性思路与更广阔视野。换言之，笔者认为，对社会主义未来走向及其相应的政治要求的淡化或虚化处置，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社会主义更高级阶段目标与过渡机制及其积极效应的政治构想的供给不足或缺失，是在当今中国科学认知与践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所面临的另一大风险。

 

因此，在笔者看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作为一种激进的或“绿色左翼”转型话语，在当代中国的大众传播与践行有着更为有利的一般性社会制度条件。而借助于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论述等官方权威文献，它已经成为一个系统性话语理论体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或“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中意涵较为明晰的术语或概念。[26]但也必须看到，部分是由于其作为一个政策话语体系中基础性范畴而构建起来的性质，更大程度上则是由于它所长期处于其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的过渡性或不确定性特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的确存在一种被片面化诠释或贯彻落实中“去社会主义化”的风险。也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绿色左翼”学界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性任务，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立场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绿色政治哲学意蕴做出更明确与深入的阐发，尤其是它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一种将对当代中国产生深刻而广泛影响的“红绿”转型哲学和政治。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转型政治意蕴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笔者所指称的当代中国语境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一种狭义理解或特定构型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概括地说，它既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绿色左翼”变革话语理论与实践运动的一部分——尤其是就其共同反对与抗拒的资本主义霸权性经济政治及其文化价值体系而言，同时也有着鲜明的中国背景与语境方面的特点——尤其体现在其明确致力于一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这意味着，这里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引领的话语理论和政治政策[27]，并致力于促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红绿”取向或自我转型。换言之，作为一种绿色政治哲学话语，它致力于推进生态可持续性（生态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政治）的共生共荣，即更自觉地以社会主义的思维与进路解决现实中的生态环境难题，而这种实践尝试或思维又将在一定程度上确证和弘扬社会主义的理念与价值。

 

具体而言，这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理论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包括如下三重“转型政治”意涵。其一，它是一种对“生态资本主义”性质的生态环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批判性分析和立场。一般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绿色左翼”理论视野下的“生态资本主义”，既指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框架，尤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和多元民主政治，也指这一总体性社会条件下所采取的基于“自然（生态）资本化”理念的各种形式的环境经济与公共政策举措，其中最为重要的构成性元素则是所谓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现代化”“绿色国家”“环境公民”和“国际环境治理合作”等[28]。依此而言，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条件下，虽然已经消除了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意义上的“生态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环境经济与公共政策举措层面上的“生态资本主义”的风险却仍是明显存在的。具体来说，它又呈现为两种不同的情形：一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生态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举措的积极效应被过度或扭曲性的放大，比如对基于市场机制的经济政策手段的运用，因而，各种形式的环境经济政策工具手段被过于简单化或匆忙地移植国内并付诸实施，结果却是，这些政策工具很难发挥它们在本土环境下的运行效果，甚至作为制度形式都难以及时建立起来。二是对国内所采取或鼓励的许多生态环境治理公共政策举措的“去政治化”甚或“亲资本化”性质认识明显不足，或者缺乏一种社会主义的意识自觉，因而，并未真正发挥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促进潜能。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生态资本主义”既是指一种通常所理解意义上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一个服务于理论分析目的而引入的概念性工具。换言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条件下所采取的具有某些“生态资本主义”属性的环境经济与公共政策举措，既可以最终融入或臣属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可以有助于或促成向社会主义更高级阶段的过渡，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转型政治意蕴之一，就是努力阐明并推动后一种可能性。

 

其二，它是一种关于生态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绿色社会制度框架构想或愿景。必须承认，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替代物的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总体设想，是高度概括性或理想化的。从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来看，这一理想社会至少存在着如下两个方面的重大挑战或“不确定性”：一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将是一个比当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更为物质富裕的社会，二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将是一个比当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更加符合社会与生态理性的社会。就前者而言，当今世界所日益呈现出的自然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恶化前景——即便充分考虑到科学技术继续进步的可能性，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侵蚀或终结了任何关于未来极端富裕社会的政治想象；就后者而言，在一种物质财富越来越难以实现或维持高度富裕的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义的财富公平分配与个体（群体）间平等原则即社会主义原则似乎显得更为必要，但也肯定会变得更加难以成为现实。这其中的一个悖论性情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源不断涌现与社会和谐和生态理性的新型社会及其大众主体的孕育，不再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正向过程，而是一个彼此牵制、相互冲耗的逆向进程。无论如何，马克思恩格斯近两个世纪之前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设想，已经无法作为当今世界任何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与生态先进性的背书担保，而今天所能做出的关于未来新社会的所有乌托邦想象也都很难将一个极端富裕社会作为其立论起点。基于此，德籍印度学者萨拉·萨卡（Saral Sarkar）甚至提出[29]，应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衰败或不可持续趋势中探寻一种建立在“有秩序退缩”基础上的生态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这将是一种生态的、新型的社会主义。而如果严肃对待或吸纳这种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新认知[30]，那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语境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会呈现为一种特定意义和构型上的理解与追求。概言之，这种未来绿色社会将是一个并非传统理解或宣传的那样雄心勃勃的、声称可以满足所有人的无限需求的富裕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它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框架则是围绕并致力于大众主体的基本生活需要（衣食住行）的可持续保障而建构起来的。因而，对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在内的各种基础性资源的公共所有、共同管理、公平分配、互惠分享、可持续性利用，将会成为其最根本性的社会原则或核心价值。相应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既要自觉致力于构建一种相对物质简约、但却具有更明确的社会主义表征的新型制度构架，也要大张旗鼓地鼓励与营造一种相适应的支撑性社会主体和大众文化。[31]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与政治的绿色变革或“转型”意蕴在于，它所指向或倡导的是在21世纪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主义”理念与“生态主义”理念的创造性结合，既不再固守经典社会主义的某些愿景设想或原则条款，也不会无原则辩护或支持公共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旗帜下的政策举措。

 

其三，它是一种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其阶段性提升或自我转型的“红绿”战略与践行要求。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当今中国“绿色左翼”话语和政治与欧美国家“绿色左翼”话语和政治的重大区别在于，前者所致力于实现的是一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框架和文化观念体系之下的阶段性过渡或转型，而后者则更多是一种趋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框架和文化观念体系的根本性变革或重塑。就此而言，后者的难度显然要大得多。但是，这只是一种理论层面上的分析，其实，现实中促成当代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其向中高级阶段过渡或转型的困难和挑战，同样是异常艰巨的。必须明确，这种阶段性提升或转型所追求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目标是更高层次的或更加综合性的，而因此需要面对或驾驭的社会矛盾也是更加复杂多样的。相应地，面向或属于“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理念和政治，理应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形成的社会主义理念及其制度化有所区别的。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转型话语与政治承载或体现着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性发展的巨大挑战及其潜能。[32]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初步现代化特征，决定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既不能固守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甚至价值理念，也不能简单拒斥那些明显具有生态资本主义属性的政策工具手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性或取向，又要求执政党及其政府必须在明确限制各种生态资本主义属性的政策工具范围及其影响的同时，切实强化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基础以及大众文化。否则的话，经济社会现代化目标与生态环境改善目标的（局部性）实现，都不一定意味着或通向一种社会主义的未来——因为它有可能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生态资本主义”模式的翻版，而其中所凸显的（国内国际）社会与生态非公正性是不能接受或不值得期望的。由此而言，2017年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所规划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三步走”的路线图，既是需要明确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总体战略布局之下来考虑的，也必须从三大步骤条件下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之间的“五位一体”整体和彼此互动意义上来理解。[33]具体来说，“打好污染防治的攻坚战”（2020年之前）时期和“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2020~2035）时期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2035~2049年）时期相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一般性生态文明制度框架与社会主义政治环境显然应该是有所不同的，而标志着这些阶段性提升或过渡的不应仅仅是一些环境经济与公共政策层面上的工具手段，还应包括一些更具根本性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制度形式，而且是具有更明显或深刻的社会主义特征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制度形式。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与政治所尤其彰显或标志性的，是它明确蕴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及其阶段性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红绿”转型战略与践行要求。比如，对于“打好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来说更为有效的政治政策构架也许是强有力、大规模的行政管理和大众动员，相比之下，对于“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来说更为有效的政治政策构架就很可能是更加企业自觉自律和政府职业化监管的综合性治理体系，对“生态文明全面提升”来说更为需要的则应是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价值理念的深刻飞跃，而标志或促动这些社会结构性条件变化的关键性元素则是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中日渐明晰的“社会主义”维度。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深入理解与阐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或话语理论的关键在于，不能将其简约或虚化成为一种生态环境治理的公共政策概念或术语，而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更宏大、也为更为重要的背景和语境。就此而言，“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的明确强调，同时有着重要的“红绿”或“绿色左翼”政治与理论意涵。[34]更明确地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与政治——相比于各种形态的“生态中心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更能够（应该）代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本质或目标追求。这当然不是说，“生态中心主义”所强调的社会的个体价值伦理观念变革的重要性，“生态资本主义”所强调的社会的经济技术手段与行政监管手段革新的重要性，都是无的放矢的甚或错误的，而是说，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阐明的社会形态意义上的根本性替代——即用一种生态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包括“绿色资本主义”），对于当代人类社会最终走出全球生态危机并构建一种真正的生态文明不可或缺。欧美“绿色左翼”学界所倡导与推动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以及其他各种激进转型理论，是否能够最终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转型”甚或“社会主义转向”，至少从目前来看，其实是相当不确定的，而这也绝非仅仅是由于理论自身不完善方面的原因，但它确实给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同时提供了方法论（话语）与政治层面上的某些启示：“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三步走”构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高级阶段转型，其实就是新世纪中国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不同侧面的分别概括或表述，而这样一种宏大社会转型目标追求的实现将只可能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实践或斗争的结果[35]。

 

（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为：18ZDA003；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为：18AKS016；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6~2019年项目“绿党及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现状与态势研究”阶段性成果）

 

[1] 郭剑仁、杨英姿、蔡华杰、李全喜、李昕蕾：“深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笔谈，《中国生态文明》2018年第5期，第76~90页。

[2] 刘少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与缺失”，《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9期，第33~39页；张雄：“社会转型范畴的哲学思考”，《学术界》1993年第5期，第36~40页。

[3] 约瑟夫·鲍姆：“欧洲左翼面临的多重挑战与社会生态转型”，《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第13~19页；萨拉·萨卡：“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政治生态学批判”，《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2期，第10~16页。

[4]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44/1945/1957/2001).

[5]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257.

[6] Gerhard Schulze, Die beste aller Welten. Wohin bewegt sich die Gesellschaft im 21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Hanser Belletristik, 2003), p. 81; Wissenschaftlicher Beirat der Bundesregierung Globale Umweltveränderungen (WBGU), Welt im Wandel: Gesellschaftsvertrag für eine Große Transformation (Berlin, 2011).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929页。

[8] Ulrich Brand and Markus Wissen,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Douglas Richardson et al. (eds.),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17), pp. 223-245; Christoph Görg, Ulrich Brand, Helmut Haberl, Diana Hummel, Thomas Jahn and Stefan Liehr, ‘Challenges for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Contributions from social and political ecology’, Sustainability 9 (2017), pp. 10-45; Karl Bruckmeier,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Reconstructing Society and Natur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9] Ulrich Brand and Markus Wissen,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Articulations of state–capital relations in the multiple crisis’, Globalizations, 9/4 (2012), pp. 547-560; ‘Crisis and continuity of capitalist society-nature relationship: 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and the limits t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4 (2013), pp. 687-711; Ulrich Brand, ‘“Transformation” as a new critical orthodoxy: The strategic use of the term “transformation” does not prevent multiple crises’, GAIA 25/1 (2016), pp. 23-27.

[10] Ulrich Brand, ‘How to get out of the multiple crisis?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Environmental Values, 25/5 (2016), pp. 503-525.

[11] 乌尔里希·布兰德：“超越绿色资本主义：社会生态转型和全球绿色左翼视点”，《探索》2016年第1期，第47~54页; Ulrich Brand, ‘Beyond green capitalism: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perspectives of a global green-left’,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9/1 (2016), pp. 91-105.

[12] Party of the European Left (EL), Statute of the Party of the European Left (Rome: 2004), article 1.

[13] Miriam Lang and Dunia Mokrani (eds.), Beyond Development: Alternative Visions from Latin America (Quito: 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 2013); Ashish Kothari, Federico Demaria and Alberto Acosta, ‘Buen Vivir, degrowth and ecological Swaraj: Alternative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green economy’, Development, 3-4 (2014), pp. 362-375.

[14] 郇庆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向度”，《江汉论坛》2009年第9期，第11~17页；潘岳：“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绿叶》2006年第10期，第10~18页；谢光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初探”，《社会主义研究》1992年第2期，第32~35页。

[15] 刘思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第69~72页；陈学明：“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年第6期，第71~78页。

[16] 刘勇：“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与时俱进”，《社科纵横坛》2012年第12期，第17~18页；张首先：“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现代化的逻辑必然”，《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第18~21页。

[17] 秦立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政治思想的演进”，《求索》2014年第6期，第11~16页。

[1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28~29页。

[19] 张剑：《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王宏斌：《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20] 郇庆治：“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的十大基础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第16~26页。

[21] Ronnie Lipschutz,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Power,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4); 于兴安，“当代国际环境法发展面临的内外问题与对策分析”，《鄱阳湖学刊》2017年第1期，第75~82页。

[22] Victor Wallis, Red-Green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Technology of Ecosocialism (Boston: Political Animal Press, 2018).

[23] 赵曜：“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求是》1997年第17期，第2~5页。

[24] 中国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2018年1月14日发表在党刊《求是》杂志旗下的“旗帜”栏目官方微博上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标题引自《共产党宣言》并且是为了纪念该宣言发表170周年而作，但却遭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尖锐批评甚至是政治谩骂。笔者的看法是，他在该文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渡”性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强调是正确或适当的，但却并未对这一阶段向更高级阶段（而不是倒退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转型路径与机制提出进一步的明确看法。

[2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63页。

[26] 郇庆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阐发的三重视野”，《北京行政学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63~70页。

[27] 郇庆治：“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第12~19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方法论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1期，第5~10页。

[28] 解保军：《生态资本主义批判》，中国环境出版社2015年版；郇庆治（主编）：《当代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b5888博一把白菜论出版社2015年版。

[29] Saral Sarkar, Eco-Socialism or Eco-Capitalism? A Critical Analysis of Humanity’s Fundamental Choices (London: Zed Books, 1999).

[30] 王雨辰：“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高校理论战线》2011年第8期，第27~32页；陈永森：“生态社会主义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理论教育》2014年第4期，第44~48页。

[31] 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概念，其意涵已经远远超出了原初意义上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尽管与拉美等地“绿色左翼”学者所倡导的“好生活”概念相比还至多是“浅绿的”。

[32] 郇庆治：“生态文明新政治愿景2.0版”，《人民论坛》2014年10月（上），第38~41页。

[33] 郇庆治：“打赢蓝天保卫战：劲宜鼓不宜松”，《国家电网》2018年第11期，第44~45页。

[34] 郇庆治：“以更高的理论自觉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鄱阳湖学刊》2018年第3期，第5~12页。

[35] 郇庆治：“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的‘大政治’”，《北京日报》2018年7月16日。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