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章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突破了苏联模式，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并深深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影响了世界的格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现已进入了不惑之年，从不同角度去探讨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总结其经验教训，可以说就是最好的纪念。由于人们观察的视角不同，结论也就不完全一样。笔者认为改革开放是应对时代发展新变化的挑战和国内发展困境的重要举措，是走出发展危机的产物。

时代发展的新变化给中国带来新挑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中国人重新睁眼看世界时，发现世界的发展突飞猛进，变化日新月异，深深感到我们已是时代发展的明显落伍者，面临着尖锐的挑战和巨大的发展压力。

首先是西方国家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发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资本主义世界30年的大动乱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逐步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周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基于战前市场失灵的经验，政府控制了经济的制高点，对经济发展进行了有力的宏观调节。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鉴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造成的政府失灵，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又进一步向市场倾斜，市场、企业家和民间力量的作用得到更多的重视，政府则从所有者和经济活动的直接管理者向监管者和规则制定者转变，从而企业活力得到大大的增强，经济全球化得到加速，逐步走出了石油危机所带来的经济滞胀。

其次是东亚“四小龙”的迅速崛起。东亚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在20世纪50年代与当时中国大陆的发展水平相距不远，还属于世界上发展比较落后的经济体。但是，20世纪后半期以电子技术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强劲地推动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这些国家和地区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遇，积极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带来了经济起飞和连续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并在70年代末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列，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东亚“四小龙”的成功与它们尊重市场和重视对外开放密切相关，其政府并不因为深度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就完全取代市场的作用，而是更多地作为市场的裁判者和帮助者，来制定市场规则、确定产业政策、提供信息服务等；其经济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联系紧密，从而获得了自身稀缺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资源，有利于经济的艰难起飞和持续增长。

第三是苏联模式走向衰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模式的缺陷就开始显现，到70年代末苏联无论在经济效益还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上都远不如西方，原因是其粗放发展模式的潜力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力都已经消耗殆尽，其经济的封闭性、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缓慢等各种弊端进一步暴露无遗。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些理论家和领导人也认识到必须转向集约发展模式，但是由于苏联领导人从与美国争夺霸权的需要出发，阻碍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仍然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作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其结果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牺牲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即便如此也仍然在与西方的竞赛中败下阵来。

最后是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大国之间因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军事机构的协调，没有再发生战争。东西方阵营虽处于冷战状态，但也没有发生全面的武装冲突。进入70年代以后，亚非拉不少国家纷纷取得了独立，民族革命逐步趋于低潮。此时和平力量的增长、经济的全球化、冷战趋向缓和等等因素，促使和平与发展逐步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世界大战和维护世界和平大有希望，这有利于各国将工作重心集中于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来。

可见，西方国家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走向衰败，以及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给中国带来了改变传统发展方式的尖锐挑战，带来了加速现代化建设和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强大压力，对此必我们决不能无动于衷，否则就将面临被开除球籍的现实危险。

国家动员型发展体制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除了时代发展的挑战给中国带来了改革开放压力外，毛泽东时代的发展体制所带来的各种危机，也要求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来改变传统的发展方式。

毛泽东时代的发展体制可以称之为国家动员型发展体制，既根本不同于注重个体和社会力量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完全同于要求精密计算和严格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其突出的表现就是通过官僚制动员和大搞群众运动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这种发展体制有以下一些具体特点：否定市场的作用和私有经济的必要性，政府垄断了所有关键经济部门的经济活动，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以便集中资源来实现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忽视经济全球化现象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将独立自主等同于闭关自守，将自力更生等同于盲目排外；忽略产业发展的平衡，不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注意合理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压抑社会自主性和个人选择，压制社会创新和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可以说，这种发展体制是苏联激进主义赶超发展模式的中国化，是典型的官僚主导型发展模式，也许可以在短期里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甚至集中力量完成一些巨大的建设工程，但从长期看不仅不能带来发展的稳定和效率，而且常常导致决策者和参与者都未曾料想到的灾难性后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发展体制缺乏长期发展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法律规章制度等，容易受到决策者个人偏好和参与者非理性情绪的控制。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将该体制的弊端和“左”倾错误推向极端，酿成了各种严重的危机。

因此，毛泽东时代将近30年的现代化发展成果难尽人意。虽然我们的人民甚至比今天还勤奋勇敢、吃苦耐劳，为了国家建设他们节衣缩食、任劳任怨，但是几十年的拼命苦干也没有使我们脱离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显著的改善，不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也大大落后于原先跟我们发展水平差不多的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根据官方汇率计算，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10美元，未能突破当时人均265美元这一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门槛。这说明毛泽东时代的发展绩效非常低下，是典型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特别是为国家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牺牲的农民，成为该体制的最大受害者，接近总人口80%的农民被户籍制度等制度设计牢牢地阻隔在现代化大门之外，被迫从事效益低下的农业生产，结果是农民收入在1965－1978年几乎停滞不前，农村低于贫困线的绝对人口达2.6亿，占农村人口的33.3%，有29.6%的生产队集体人均年收入不足50元。

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已陷入到了深深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健全的政治体制和相当封闭的发展机制，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极大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人民迫切希望改变原来的发展方式，急切向往提高自身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并向现有的激进经济发展战略发起了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此时必须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必须改革纯而又纯的所有制结构和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群众运动，不然就无法带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和社会进步。

对发展危机的反思与改革开放的启动

由上可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时代发展的新变化和毛泽东时代的发展体制所带来的危机，合力形成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要必须克服的发展危机。为此，我们要在反思传统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做出积极的应对，以便尽快走出发展危机，开启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事实上，发展危机启动改革开放的案例在中外历史上俯拾皆是，因为危机把原有体制的弊端予以充分暴露，这有助于打破人们认识体制弊端所遇到的传统观念的障碍，有助于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最终有利于改革的启动。所以，只要我们敢于直面发展危机的现实，反而可以转危为机，化险为夷，迎来现代化发展的新曙光。西方国家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过渡，以及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经济学，都与当时出现的经济危机有关。

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就是应对时代发展的挑战和反思国内现代化发展困境的结果。战后西方国家快速发展的现实昭示了市场经济的巨大威力，使我们认识到了有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苏联模式虽然可以集中力量发展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重工业，但是却无力应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这一事实使我们认识到要有效回应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就必须改革苏联模式，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世界历史进程新定位，使我们认识到必须修正对世界大战爆发的过高估计，改变对世界革命的过于乐观估计，要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确定为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要为坚定不移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和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中国现代化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促使人们去认真总结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教训，去追问中国将向何处去的问题，去反思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发展战略的弊端。可见，正是各种挑战与危机带来了中国人的精神觉醒与思想解放，促使他们意识到改革传统发展体制和发展对外交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而最终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

当然，时代挑战和中国面临的发展危机等客观条件，只是改革启动的外在变量而已。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如果没有体制内意志坚强且具有现代化意识的领导人的大力推动，那么改革开放也断难立即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即便启动了也可能中途夭折，因为无法冲破陈旧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幸运的是文革结束后，形成了以邓小平为首的远见卓识的领导集体。特别是作为老革命家的邓小平，既有先进的现代化理念和崇高的个人威望，又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果敢的执行力。邓小平在吸取毛泽东时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世界形势的最新发展演变，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突破了落后观念的羁绊，认为中国只有从旧体制中解放出来并自觉融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实行市场经济导向的对内改革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对外开放，才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民族的繁荣昌盛。在他看来，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的经济交往和联系只能是越来越密切，经济基础薄弱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第三世界国家，要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就不能故步自封，不能自绝于全球化之外。如果中国固守成规和关起门来搞建设，根本上就是死路一条，会葬送掉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因此，他主张改革开放是中国应当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邓小平除了重视自上而下推动改革开放外，还特别重视自下而上的基层推动。他尊重人民群众的改革开放实践，重视保护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善于归纳和总结他们开创的改革开放经验，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加以推广。正因为邓小平经常在关键时刻对人民群众的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加以支持，人民群众中的许多改革开放创新，包括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户等等，才得以形成不可逆转的滚滚大潮，从而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和现代化进步，在40年里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发展奇迹，按可比价格计算GDP年均增长约9.5%，以美元计算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4.5%。可以说，邓小平在启动改革开放和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过程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领导作用，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

总之，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是发展危机倒逼的产物，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成果，是上层领导人与基层干部群众合力推动的结晶。今天，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下行和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增多的情况下，在诸如中美贸易战等不利外部因素影响加大的形势下，我们又遭遇到了与当年相似的新发展危机。对此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呢？积四十年之经验，重拾大规模投资的财政刺激政策绝非解决危机之良策，惟有将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的有关精神落到实处，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才能化解危机。具体而言，要通过加快财政、土地、户籍等领域的改革，减少行政管制，真正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要通过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建立起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为人民、企业和社会创造一个有利的制度环境；要通过大幅度放开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主动扩大进口等措施，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参考文献]

1. 沈郑荣：《邓小平改革开放战略的实践依据和理论渊源》，《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4期。

（作者系b5888博一把白菜论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

此文修改稿发表于《人民论坛》（2018年11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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