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b5888博一把白菜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突出贡献奖获得者系列专题：林锋教授谈学术心路
林锋，b5888博一把白菜论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就读于厦门大学、b5888博一把白菜论，获哲学学士、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2008年起，任教于b5888博一把白菜论，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02年以来，在《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学术月刊》、《哲学动态》、《教学与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六十余篇。主持国家级或省部级课题多项。获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b5888博一把白菜论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b5888博一把白菜论“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等。博士期间，获b5888博一把白菜论研究生“学术十杰”称号（全校文科组第1名）。
问
李楠（b5888博一把白菜论访问学者）：林老师，您好。受学院委托，拟对您做一次专访，请您谈谈学术研究的历程及心得，不知是否方便？
答
林锋：好的。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是2008年7月博士毕业，进入b5888博一把白菜论任教的，之前就读于b5888博一把白菜论哲学系。我先后在两个大学的哲学系读过书，在厦门大学哲学系度过了本科阶段，后来两次进入b5888博一把白菜论哲学系，均师从王东教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在硕士、博士阶段确立下来的，一是对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的研究，二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
在我的硕士阶段，王东教授引导我关注并开展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我学术生涯中完成的第一个较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就是以“人类学笔记”为研究对象写成的硕士学位论文。硕士论文题为“马克思晚年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新探”，8万余字。论文在王东教授的直接指导和启发下，对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王老师称之为马克思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展开了初步的研究。论文所作的研究，在今天看来，当然只是初步的、不够完善的，不过，这却是我的学术研究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后来认为，正是在硕士阶段最后的几个月里，也就是在硕士论文的写作时期，我开始进入学术的殿堂，对“如何做学问”有了最初的认识。这种认识虽然是初步的，但在我看来，却是非常珍贵的。我开始意识到，学术研究（比如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要以强有力的事实、证据为基础和出发点，依据清楚无误的事实、证据进行推理，得出结论，而不能脱离事实、证据，依靠抽象的“思辨”来完成学术论证。这一治学理念后来被我自觉地坚持下来，在我的学术研究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不仅论及了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还论及了与之紧密联系的、晚年恩格斯的一部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值得一提的是，论文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国家起源思想做了仔细的辨析，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与主流见解截然相反的结论：恩格斯并未提出国家起源的“罗马模式”，所谓的“国家起源三种模式论”不符合恩格斯思想的原意。论文中的相关内容后来经过补充、完善，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5期。这是我在博士阶段独立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博士阶段，我在导师王东教授的指导下，展开了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更具力度和深度的学术研究，发表了一些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部分论文与王东教授合作）。我的博士论文仍以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为对象，不过论文的学术重点及所探讨的具体问题，与硕士论文相比，已有明显的不同。值得一提的是，两篇学位论文具体内容的重复率相当低，几乎可以说是两篇相对独立的论文。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近18年来，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一直是我学术思考的重点之一。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方面，我累计发表相关论文16篇，其中绝大多数文章由我独立完成。
我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深入研究，是从2005年开始的。与第一个研究方向不同，这个方向是我自己选择的。当然，在学术倾向上，我同样受到王东教授的深刻影响。当时，我对饱受争议、构成学界探讨之热点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早期著作予以了高度的关注。为了合理地谈论这些著作的是非得失，我深入地钻研了这些著作。与导师一样，我对它们作出了基本肯定的评价。从那时起，我通过十余年的学术努力，试图纠正以往学界对马克思早期著作评价过低的倾向，在读者心目中确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正面形象”。我为此作了大量学术工作，参与了学界的争鸣，与学界同行进行了学术对话。在“马克思早期著作研究”方面，我出版了相关著作2部，累计发表了20篇相关论文（少数论文与王东教授合作发表）。这些文章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10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1篇论文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篇论文获b5888博一把白菜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这两个研究方向上我所发表的30多篇论文，构成我的学术成果的主体部分。此外，我还在其他学术领域（比如对恩格斯晚年著作的研究、对“文明标志”问题的研究等）发表了若干文章。2002年以来，我共发表文章60余篇（少数文章与他人合作发表），其中18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问
李楠：好的，谢谢。可否介绍一下您的学术代表作及观点？
答
林锋：我刚才提到，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及早期著作的研究，构成我最近十多年学术研究的重点。这里介绍几部代表作（论文或著作）。
首先是我的两部专著：《重估马克思早期六部著作的价值与地位》，b5888博一把白菜论出版社2016年版；《重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前沿问题新探》，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这两部著作均是我耗费大量心血写成的、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两部著作有共同的思想主旨，这就是为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哲学价值、历史地位辩护。我明确反对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早期著作归入所谓的马克思“不成熟著作”或“不科学著作”的行列，主张对这些著作的哲学价值、历史地位进行重新评估和认定，恢复其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应有之历史地位。我认为，对于这些早期著作的历史地位，既不必过度拔高，亦不可轻易贬低，客观地说，它们是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创建“新唯物主义”的思想历程中取得的首批理论成果，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范畴，这些著作代表了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的早期哲学成就、哲学成果。
我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有几篇论文值得一提。其中之一，是题为“异化劳动学说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惟一内容吗？”（载《人文杂志》2014年第4期）的那篇文章。在该文中，我试图突破学界对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片面阐释，确立对马克思这一著名理论的系统性阐释。关于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以往我国学界的主流解读范式，是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学说及其四个规定视为该理论的主要内容，甚至惟一内容。我认为，这种解读范式过于简单和狭窄，无法全面展现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思想体系与丰富内容。实际上，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思想内容绝不限于《手稿》的异化劳动学说，更不限于异化劳动的上述四规定。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异化学说，而是一种广泛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精神等领域的异化理论体系。经济异化理论只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分支，并非全部重要内容。政治异化理论、社会关系异化理论、精神异化理论同样是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基本内容。异化劳动学说不过是马克思早期经济异化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并非后者的惟一内容。除异化劳动学说外，货币异化理论同样构成马克思早期经济异化理论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澄清这些事实，有助于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早期异化理论及其思想内容，消除长期以来学界的简单化、片面化理解，还原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本来面目。在更早写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理论的重新解读》（载《江汉论坛》2012年第2期）一文中，我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学说同样进行了系统化阐释，将其阐释为一个内容丰富、涉及异化劳动的前提、原因、表现形式、后果、历史形态、是非功过、未来命运、消亡途径等要点的较为严整的理论体系。
我要提到的第三篇文章，其主要内容，是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劳动观所作的辨析。相关论文，请参看林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观辨析》，《学术研究》2015年第2期。此文的主要观点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自由自觉劳动”这一提法有其具体语境，马克思系在分析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差别时，在相对的意义上、有针对性地讲劳动的“自由自觉”。“自由自觉劳动”不仅仅是马克思当时关于人类劳动的一种“理想”，它还是一种“曾在人类史前时期真实存在的具体劳动形式”。《手稿》用其关于人类劳动的“理想”来批判私有制社会中人类劳动的“现状”，谴责其“非正义性”，这本身并无不妥之处，并不构成所谓的“唯心主义”。还需澄清的是，《手稿》并未对私有制社会的现实劳动进行单纯的“道德批判”或作简单否定，而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科学态度，在批判其“不正义性”的同时，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本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5年第4期全文转载，并辛运地获得了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第四、五、六篇文章与我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有关。2008年初，我发表了自己关于晚年马克思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这是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中地位最重要的两个笔记之一，以下简称《摘要》）的“主题”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新探》，载《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提出并详细论证了一个不同于主流见解的学术观点：马克思《摘要》的主题并非探索“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而是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后来在《再论马克思“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载《东南学术》2014年第5期）一文中，我又提出了新的论据，进一步论证了《“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新探》一文的核心观点。在《正确界定<<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的历史地位》（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6期）一文中，我对学界关于《摘要》的一种值得注意的学术观点提出了质疑，重申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值得一提的是，对《<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主题、历史地位的辨析和认定，是我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学术研究的重点，上述三篇文章在我的学术成果中占有重要地位。关于“人类学笔记”，我还有数篇较为重要的论文：一是最近发表的《“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唯物主义及<资本论>的关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5期）；二是发表于《江汉论坛》2009年第8期的论文《再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三是发表于《东岳论丛》2010年第1期的论文《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地位新界定》。我在围绕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写成的系列论文中，力图澄清一个重要事实：“人类学笔记”的主题是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不应像苏联与我国学界的流行解读范式（笔者称之为“东方社会解读范式”）那样，将这些笔记与马克思晚年大致写于同一时期的一些重要书信、手稿（特别是《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等）混为一谈，视为一个所谓的“思想整体”，笔记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志趣、学术重点。
问
李楠：林老师，您从事了多年的学术研究，对于治学、做学问，您最重要的心得是什么？
答
林锋：如果要谈最重要的治学心得，那么，我的回答就是：要做好学问，做出“真学问”来，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是确立正确的学术价值观。首先要明确，从事学术研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引起学界同行的注意，不是为了达到学术以外的某种功利性目标（比如多发表几篇文章、确立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形象等），而是要探求真理，发现并揭示真相，论证真理，这才是学术工作者的真正目标。没有对真相、真理的“敬畏”，是绝不会有真正的“学术精神”的，也是做不成、做不好学问的。其次要明确，“真相只有一个”，要坚定地反对学术研究中的“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是学术研究的大敌。相对主义的盛行，意味着学术研究的失败。须知，任何学术问题都是有“真相”、有“答案”的，不要拿学界学术研究一时的“困境”来论证相对主义的“真理性”。探求并揭示、论证这唯一的“真相”，是学术工作者最重要的职责。其三，要发现并论证这唯一的“真相”，必须从相关的事实、证据出发。学术研究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离开事实、证据，学术研究就失去了基础。我还想强调的是，学术研究者要有高度的学术责任感、极度认真的学术态度。他要明白，他的职责、使命是什么，为了履行职责、完成使命，他应当怎么做。在我看来，学术工作者应当牢记，自己的终极使命是发现真相，论证真理，而不是依靠学术研究捞取学术以外的利益。在从事学术研究时，他应当全神贯注、全力以赴。道理非常浅显，只有“认真”才能做好学问，只有“认真”才能解决学术疑难问题。他不但要在思考问题时保持专注性，还要经常认真地、自觉地反思自己过去表达的观点是否完备或严谨，尤其是，是否存在根本性的“谬误”之处。如果发现自己的观点错了，要勇于更正，不要担忧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形象是否因此降低。我还认为，学术工作者不要为了发表文章而发表文章，这种功利心态会毁掉学术研究的质量。文章发表了固然是好事，但不要以为这就是“成功”。学术问题的“真相”未必掌握在这些所谓的“成功者”那里。从根本上讲，学术成果的质量取决于学术工作者是否敬畏学术宗旨，是否按照正确的治学路径，严谨地推理、严谨地论证。此外，我赞同不少老一代学者的说法，一个好的学者，文风要朴实，要始终用通俗平实的语言去说明抽象、深奥的道理，这一点我们要向老前辈学习，要认真学习他们的优点，坚决拒斥华而不实、花哨的文风。我还主张，使用任何一个概念，语义要明确，概念内涵要清晰，避免模糊性，这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问
李楠：林老师，您对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有何考虑或设计？
答
林锋：我有一个遗憾，这就是从事了太久的哲学史研究，而忽略了哲学理论研究，我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论文不过两三篇，哲学著作则根本没有。哲学工作者当然不能满足于仅仅诠释已成为历史人物的已故哲学家的著作及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弄清经典作家的原意，又不能停留于此，要勇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将来的学术生涯中，我对马克思哲学史、恩格斯著作的研究还会持续下去，不过，我想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尽量增加哲学原理研究在我的学术研究中的比重，形成并表达自己的一些哲学观点。